坟墓的故事-翊钧道成寺（废墟版）

从梅花山到荀彧墓。

旧坟新冢累累是，裂钱浇酒何人家。

据魏斌《南朝建康的东郊》（《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一文中的考订，孙权墓当在“蒋庙西南”，即钟山西麓一带。此处在六朝被视作“钟山之阳”，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显示晋恭帝、宋武帝皆葬于这一地区。相对的，孙权墓在孝陵前梅花山的推断，是明代以来逐渐产生并定型的观念。

这类考订并修葺中古时代及以前缺乏肯定的碑志材料提供佐证的坟墓的行为，自宋代以降地方志蔚然成风后经久不衰，明清的访古者亦对此乐此不疲。这些判断往往并不可信，甚至荒诞不经。不过，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之前，他们的这类判断也进入到现代人生活的空间之中。例如洛阳郊外的永宁寺塔基夯土遗址，在清人眼中即被视作汉质帝敬陵，进行了立碑活动。当然，这类行为中不乏准确无误的判断，如汉武帝茂陵。但更多的情况是，累代的基于特定时段观念的判断、传说故事叠加在一起，生成这类看似确信无疑的假象。如今天的贾谊墓据说位于洛阳孟津县一带。曰若稽古，这一观点最早见于清代方志，恐亦是民间传说或是地方官员、学者进行考订后的结果。但在唐人的观念中，贾谊应当葬于长安附近。中唐人贾耽的墓志中，说贾耽葬于长安南郊的高阳原，“旁迩梁傅”，即在贾耽家族自称的祖先贾谊的坟墓旁边。当然，这只是唐人的观念，未必正确。像这样由于文献不足时，若没有考古材料予以准确的答案，就自然会陷入观念的迷局。

荀彧墓亦为一例。

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荀彧墓位于寿县。这一观点最早见于道光《寿州志》：“荀彧墓，俗传在州南门外南关坊。”地方志的作者注谓：“按《三国志》，彧参军事，遇疾留寿阳，以忧薨，或即葬于此欤。”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基于民间传说、至清代中后期浮现于文献记载的，且仅有方志文献一个系统的材料。辑考其他材料，虽能在网络中发现疑似寿县当地人士回忆60年代平整土地时夷平寿县荀彧墓地面土冢的信息，并称当地村民曾在此发现过东汉末期的墓道遗迹，但并不能找到信源，目前考古发掘的寿县汉墓中似乎也没能找到符合这则回忆中的信息的对象。

不过，西晋元康五年制作的《荀岳墓志》或可提供另一种景观。荀岳是荀彧的从孙，其祖荀衢为荀攸父荀昙的弟弟，作为荀攸天才少年早慧故事中的长辈角色经常出现。而荀岳的次子，据《荀岳墓志》，即为《世说》故事中的“日下荀鸣鹤”。荀岳安葬经过了一番波折：“先祖世安措于颍川颍阴县之北”，荀岳在元康五年七月八日去世，本即要归葬颍阴的荀氏家族墓，但由于“其年七月十二日，大雨过常，旧墓下湿，崩坏者多。圣诏嘉悼，愍其贫约，特赐墓田一倾”，由此“别安措于河南洛阳县之东，陪附晋文帝陵道之右”。据此可知，作为东汉末魏晋的名门，荀氏自然和其他望族一样有郡望处的家族墓地。如不是战乱或是荀岳这样获得陪葬殊荣的情况，魏晋名门往往会归葬至这类家族墓地中。甚至在永嘉之乱中，因石勒攻破乐陵双双死难的石尠父子都在去世第二年归葬位于洛阳的“皇考墓侧，神道之右”。总之，这一时期不归葬家族墓地是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目前学界的主流看法，亦将这种现象与这一时期逐渐兴起的墓志文化相联系，认为墓志在西晋时代的作用即是用以标识未葬于家乡的情况，故往往出土于洛阳。

故而，对清人来说，官员因为公务死在某地就地安葬或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解释，但恐怕对魏晋时代的人来说，与家人埋葬在一起才是普遍现象，即便是洛阳即将成为永嘉之乱漩涡的中心，这种在葬所上的团聚亦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极力追求的。我们不知道元康五年七月十二日颍川大雨毁坏的坟墓中是否有属于荀彧的那一座。观念变迁，新仇旧恨都不再那么重要，何况陵谷移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