翊钧道成寺(废墟版)

史料的尽头是同人出现的地方

不废江河万古流

魏晋·北宋·晚明

雷点略多,同担拒否

约定落空的故事

一、作为私典的白首青山

 

甘露之变发生的当日,白居易独自在香山寺。政坛地震的消息竟能在一天之间自长安传至洛阳,在中古时代亦是相当惊人的速度。当天李训、郑注借甘露祥瑞诛杀仇士良等权宦事败,白居易同辈的友人王涯、白居易在洛阳时相识并结交的下属舒元舆皆受牵连。我们已无从得知这一天白居易是在香山寺散步时听闻到的这个消息,还是闻说了此事后登临的香山寺,总之,他在这一天写下了: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

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

麒麟作脯龙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此即为题名《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的作品,题下有白居易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索琴”是嵇康被杀前索要古琴弹奏《广林散》的故事,“黄犬”则是李斯腰斩前对儿子的感慨。巧合的是,王涯、舒元舆亦皆在当天被擒获受腰斩,不知白居易是否连这样的细节都已有耳闻了。

此诗在白居易去世后漫长的时空中遇到了极大的争议,北宋中期即有一种观点,认为白居易此诗近乎幸灾乐祸,并非是前近代官僚该创作的体面的作品。阮阅《诗话总龟》卷五:“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雠可快,然朝廷当此不幸,臣子不当形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类。”此说恐怕并非章惇所起,而是其时相当普遍的一种观点(故陈振孙概述为“说者”,相比之下下述苏轼的反对才是需要开示姓名的少数意见)。叶梦得亦认为此诗专门针对与白居易有诸多爱恨的遇难宰相王涯,是白居易虽然虔心佛教、但仍无法超然物外的明证。苏轼则对此种说法有异议,认为“不知者以为乐天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哉?盖悲之也”。陈振孙的《白文公年谱》则综合上述两派观点,认为“其悲涯辈之祸,而幸己之不与”。

宋人对此诗品评的要点在于揣摩白居易的人品,这样的理校并无太大的意义。白居易此诗究竟想表达怎样的意涵,这是需要从白居易自己文字的脉络中追寻的问题。此诗中“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一句,谢思炜注将“白首同归”与“青山独往”分别注释,将“白首同归”作为对潘岳故事的化用,即

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世说新语·仇隙》)

又“青山独往”已见诸玄宗朝前后人物刘长卿的《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青山独往路,芳草未归时。”然刘长卿此句为受贬路上的作品,有“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之语,和白居易此时退居洛阳的状态有所参差。

实际上,此处“白首”“青山”连用是白居易一个颇为明显且常用的私典,但不知为何历代少有研究者注意。作为一个有强烈自我对话意识与自反性的作者,白居易终生的创作中往往可见对与自己已有作品的回应,以及特定典故的反复。这点已是学界的共识。并且,白居易也是较早有意识地制作“私典”,在公开文本中赋予仅有个别读者才知悉的私密性内容,从而构建出自身文学世界的作者,例如此前我们已经讨论了白居易与元稹对“竹”典的化用与构建即为一例。而“白首”与“青山”亦是如此。但是,由于私典建立在双方共享特定的信息与记忆的前提之下,本身预设的读者群体即非常狭窄,只有个别乃至是一对一的关系。故而在失去记忆牵连的主体之后,如无来自白居易本人的特别说明,我们仅能通过其用例的推考其“所指”。其结论是白居易和元稹至少在元和四年初曾有共同辞官归隐的约定,这一约定往往被白居易表述为“青山约”或“白首青山约”(下简称“青山约”)。

在白居易之前,“白首”与“青山”确实是分别单行的典故。但从白居易的一系列撰作开始,二者连用的用例方才出现。这一现象也是元白唱和塑造出的私典常有的现象。这样在文学创作中集中加入私典,并成为之后创作的文学传统的下一个集中高峰,恐怕要到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中心的文学创作集群了。

 

二、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约定

 

故事要从元和四年(809)说起。这一年对元稹而言是多事之年。其年二月元稹受裴垍提拔除监察御史,三月授官剑南东川,因得罪权贵,在这一年六月分务东台,转任洛阳。元稹离开长安,正是初秋时节。其时白居易正在翰林学士任上,正是一人在长安的寂寞时节。别后,白居易即有诗《别元九后咏所怀》:

零落梧桐雨,萧条槿花风。

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闲中。

况与故人别,中怀正无悰。

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

除去仕途上受挫,同年七月元稹的妻子韦丛在洛阳去世(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对于元稹更是巨大的精神打击,有“忆昨初来日”“况携手于千里,忽分形而独飞”等一系列感慨。在这多事的一年,元稹已有白发。(元和五年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白韵》“潘鬓去年衰”下有自注“余今年始三十二,去岁已生白发”)在元和四年七月白居易的《寄元稹》中,亦第一次提到了“青山约”:

身爲近密拘,心爲名检缚。

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

唯有元夫子,闲来同一酌。

把手或酣歌,展眉时笑谑。

今春除御史,前月之东洛。

别来未开顔,尘埃满樽杓。

蕙风晚香尽,槐雨余花落。

秋意一萧条,离容两寂寞。

况随白日老,共负青山约。

谁识相念心,韛鹰与笼鹤。

既然说元和四年是“共负青山约”,则缔约的时间显然远早于其时。这在元稹其年在洛阳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一些影子。元稹《东台去》有“陶君喜不遇,予每为君言。今日东台去,澄心在陆浑。旋抽随日俸,并买近山园。……”并自注“仆每为崔、白二学士话陶先生喜不遇之事,且曰:仆得分司东台,即足以买山家。”故周相录《新编元稹年谱》亦据此谓元和四年元稹“已萌休退之心”。这一判断可更精确地落实到二月元稹授监察御史至三月离开长安之间的时段。约写于元和十二年至十三年间江州任上的白居易诗,有题名“昔与微之在朝日同蓄休退之心迨今十年沦落老大追寻前约且结后期”者,由此可知二人结青山之约是二人均“在朝日”。其中诗中描述所谓“前约”作:

往子为御史,伊余忝拾遗。皆逢盛明代,俱登清近司。予系玉为珮,子曳绣为衣。从容香烟下,同侍白玉墀。朝见宠者辱,暮见安者危。纷纷无退者,相顾令人悲。宦情君早厌,世事我深知。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

由此可确知此月是元和四年初“荣显日”业已缔结的。同诗下又述及“后期”,谓:

况今各流落,身病齿发衰。不作卧云计,携手欲何之?待君女嫁后,及我官满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岁晚青山路,白首期同归。

则元和十二年至十三年间,白居易对于青山约有了具体的时间限定,即元稹与白居易二人嫁女并官满时,届时“稍无骨肉累,粗有渔樵资”,即可“岁晚青山路,白首期同归”。

此处元稹之女即为韦丛所生的女儿元保子。元和四年韦丛去世时,元保子尚是孩童,所谓“稚女凭人问,病夫空自哀”(元稹《城外回谢子蒙见谕》)。至元和十二年,元稹续纳的安氏又为元稹生育有一子二女。而元和十一年白居易的女儿阿罗亦在江州降生。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白居易早年的诗歌中常有视子女为“累”的倾向。元和五年白居易长女金鑾子周岁时白居易所作《金鑾子晬日》中即谓“惭非达者怀,未免俗情怜。从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无夭折患,则有婚嫁牵。使我归山计,应迟十五年。”只是元和六年金鑾子即夭折。元和八年白居易怀念早夭的女儿时,有“始知骨肉爱,乃是忧悲聚”之语,是用佛经《别译杂阿含经》开解自己的方式(谢思炜注)。但这样的念头在抚养阿罗与弟弟白行简子阿龟时似已不能看到,恐怕因是老年得子,已多是“老幼不相待,父衰汝婴孩”(白居易《吾雏》)这样的担忧了。

与“白首期同归”类似的表达,亦见于元和十二年四月白居易寄去通州的《与微之书》中。其时因为各种原因,白居易与元稹联系中断已有两年之久。信中他写道:

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胶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牵挛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实爲之,谓之奈何?

其中两人分在两地久未通信情况下的“各欲白首”之语,即可作为“白首期同归”的对照。此信中白居易又有赠诗:

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尘念,此际暂生。余习所牵,便成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后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菴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乐天顿首。

其中“笼鸟槛猿俱未死”一句,与八年前元和四年白居易在长安寄往洛阳的《寄元九》中的“谁识相念心,韛鹰与笼鹤”,亦共享了相类的典故。

 

三、元稹的亡故

 

长庆三年(823)的除夕之夜,在杭州的白居易向越州寄去了《除夜寄微之》,有“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之语,又提到了辞官退居之事。五年后大和二年(828)的除夕之夜,其时白居易已回到长安,在越州的元稹异时追和(周相录《新编元稹年谱》),所谓“休官期限元同约,除夜情怀老共谙”,亦提及了青山约的事情。

大和三年(829)二月元稹在越州投简阳明洞天,作《阳明洞天诗》并立石(《舆地纪胜》卷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六)。其诗文与石刻今皆不存,但大和三年白居易所作的和诗仍见于白集,其中又一次以青山约向元稹发起了辞官归隐的邀约:

伊予一生志,我尔百年躯。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出多无伴侣,归只对妻孥。白首青山约,抽身去得无

值得一提,其时白居易因病自长安分司洛阳,有想去越州拜访元稹的念头(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元稹亦屡次去信劝诱,不过终未成行。

但是,两人的约定并未兑现。同年九月,元稹首诏改任,要入京为尚书左丞。自越州北上的路上取道洛阳,与白居易见面。这次相会,即是白居易《祭微之文》中提及的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冥冥之中,元稹似乎已意识到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所赠二诗极悲: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白居易此时则似乎还没想到这一层面的事情,送别之际,仅作“醉收杯杓停灯语,寒展衾裯对枕眠。犹被分司官系绊,送君不得过甘泉”云云。不久之后,元稹因再次受到排挤,出为鄂州刺史,大和五年(831)七月因急病死在任上。此时距白居易“白首青山约,抽身去得无?”的询问,也不过两年时间。至此,二人跨越22年的青山约,就此落了空。

 

四、洛阳的舒员外

 

大和五年八月,另一个人因仕途不畅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这个人就是舒元舆。

白居易时年已近六十岁,与舒元舆相差二十年有余。对时任河南尹的白居易而言,舒元舆是同事,是晚辈,也是他晚年在洛阳新交的忘年小友。大和六年至七年间,白集中频见白居易与舒元舆的诗歌来往。当然,由于舒元舆的别集不存,现在仅可见来自白居易一方的诗文,而舒元舆的那一半镜子已坠入中古时代浩繁的流失文献之中。但仅凭白居易的这一半,亦可见二人曾经亲密的关系。

大和六年初秋,洛阳的天气依然炎热,百无聊赖中,白居易向舒元舆发出了“同宿”的邀请,是目前可见的两人第一次诗文来往:

何堪日衰病,复此时炎燠。厌对俗杯盘,倦听凡丝竹。藤牀铺晚雪,角枕截寒玉。安得清瘦人,新秋夜同宿?非君固不可,何夕枉高躅?(《苦热中寄舒员外》)

这里“非君不可”的“清瘦人”,大概就是舒元舆形象的写照。到菊花盛开的季节,白居易又代与舒元舆亲密的伎女(白居易自注:英、蒨)邀请舒元舆同游:

罗敷敛双袂,樊姬献一杯。不见舒员外,秋菊爲谁开?(《九日代罗樊二妓招舒着作》)

此事还有一个尾声。舒元舆赴英、蒨二人之约后,在香山寺多日不归,还给正在辛勤工作的河南尹白居易寄去尺牍极力赞美香山寺的好风景。白居易因而回赠了一首颇为幽默的诗排调舒元舆:

香山石楼倚天开,翠屏壁立波环回。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酡顔一笑夭桃绽,清吟数声寒玉哀。轩骑逶迟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庭前阶上何所有,累囚成贯案成堆。岂无池塘长秋草,亦有丝竹生尘埃。今日清光昨夜月,竟无人来劝一杯。(《舒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值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

其诗上言舒元舆在香山的快活,下言白居易自己在河南尹工作中的疲惫,“早衙才退暮衙催”数语颇有怨怼。尔后又话锋一转,落到轻轻埋怨舒元舆连日不归,让自己不免心生寂寞的事情上。“今日清光昨夜月”,都是舒元舆流连香山之际错过的与自己可看的风景。但因他在香山,“竟无人来劝一杯”。

劝酒之语,亦见于第二年,即大和七年(833)的仲春白居易所作《酬舒三员外见赠长句》中:

自请假来多少日,五旬光景似须臾。已判到老爲狂客,不分当春作病夫。杨柳花飘新白雪,樱桃子缀小红珠。头风不敢多多饮,能酌三分相劝无?

有趣的是,此时已有“小红珠”的樱桃树,春花烂漫时亦由白居易与舒元舆共享:

樱桃岛前春,去春花万枝。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岁晚无花空有叶,风吹满地干重叠。踏叶悲秋复忆春,池边树下重殷勤。今朝一酌临寒水,此地三回别故人。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不论崔李上青云,明日舒三亦抛我。(《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白居易在洛阳时居住的履信坊中亦有李仍叔宅第,是白居易与朋友们常游的地方。此诗朱《笺》系在大和七年。不过,由于舒元舆离开洛阳的时间已不可详考,故我的态度还是对此存疑。白居易在此诗中埋怨马上要在这棵樱桃树下第三次送走友人,即舒元舆,则其创作的时间是小舒将要赴阙的消息已传至洛阳的时候。白居易伤心的是“樱桃花,来春千万朵,来春共谁花下坐?”“明日舒三亦抛我”。对于此时年过六十,旧友已一一零落的白居易而言,这样的分别显然是相当不舍的。

至大和八年李训拜相,其在洛阳服丧时业已与舒元舆交好,舒元舆亦由此得以离开洛阳任职台省(朱《笺》以此时在大和七年,案李训释服在大和八年,其年十月入翰林院。舒元舆转任更可能在大和八年李训释服后)。其时白居易为小舒作赠别诗《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阙》:

三岁相依在洛都,游花宴月饱欢娱。惜别笙歌多怨咽,愿留轩盖少踟蹰。剑磨光彩依前出,鹏举风云逐后驱。从此求闲应不得,更能重醉白家无?

大和八年冬天的一个雪夜,登临菩提寺的白居易向东遥望香山寺,又回忆起了与舒元舆一起在某个月夜同游香山寺的情形:

晚登西宝刹,晴望东精舍。反照转楼台,辉辉似图画。冰浮水明灭,雪压松偃亚。石阁僧上来,云汀雁飞下。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员外》)

其时舒元舆已因与李训交好的缘故快速拜相,但白居易在诗题中仍称舒元舆为在洛期间的“舒员外”。我也考虑过本诗是否有可能作于大和八年初的雪天,但这样就没有必要在“西京闹于市,东洛闲如社”中专门将长安的繁忙与洛阳的平和作对照,故本诗更可能作于舒元舆赴长安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白居易来说,小舒作为“三岁相依”的旧友“舒员外”的事实,并未随他快速的荣升而改变。而至于“香山明月夜”,无疑又是仅有白居易、舒元舆二人才知晓具体情形的私典,是有专门指代的记忆,我们后来的读者已无法分享。

大和九年舒元舆等人横死对白居易震动极大。除开头所引甘露之变当天白居易在香山寺独游之作外,同月他还有自注年月的《咏史》诗,亦引李斯故事,感慨“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这种担忧,在白居易青年时代尚未入仕途时目睹韦执谊流放崖州之事即始终伴随着他的担忧,亦是白居易急切希望完成青山约的底层思想。

《太平广记》卷三五〇中保留了一篇晚唐小说《纂异记》中题名《许生》的故事,亦即《喷玉泉幽魂》。描述了武宗时一个姓许进士傍晚投宿甘泉附近时,在喷玉泉附近遇到了甘露之变遇害大臣们的鬼魂的故事,亦可见此事在中晚唐人记忆中的震动。身着紫袍佩戴金鱼袋的众人中,有一个“少年神貌扬扬者”,前人学者认为此即是指舒元舆。众鬼魂在草丛中如往昔一样吟诗,在诗中埋下自己的怨怼,其中有“白首同归感昔贤”的文句,而那个“少年神貌扬扬”的所吟的是:

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淸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这当然是小说家的创作,几首诗写得亦显然并不高明。但“春月不知人事改”一句,很难不让人想到白居易大和八年寄给小舒的“曾忆旧游无,香山明月夜”一句。而对白居易来说,“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当年的青山约只有自己一人奔赴,此外就再无他物了。

 

五、尾声

 

开成三年(838),白居易写下了作为在洛阳生活的自我写照的作品《醉吟先生传》,其中自我塑造的是一个沉溺于美酒与醉意、不再过问世事的老人的形象。其中拟阮籍的《咏怀》,有诗一首:

抱琴荣启乐,纵酒刘伶达。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不知天地内,更得几年活。从此到终身,尽为闲日月。

此处亦是“青山”与“白发”对举,如果说此亦与白首青山约的表述有所关联,不免会有凿之过深的嫌疑。在此姑且作为一种可能的理解置于此处。并且,从《文选》的时代以来,即有将阮籍《咏怀》理解做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从而隐晦表达心情的一组作品,白居易大概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

关于晚年在洛阳的白居易,有一条材料我非常喜欢,见诸《唐语林》引康骈的《剧谈录》:

卢尚书简辞有别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与群从子姪同登眺嵩洛。既而霰雪微下,说镇金陵时,江南山水,每见居人以叶舟浮泛,就食菰米鲈鱼,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来,牵引篷艇。船头覆青幕,中有白衣人与衲僧偶坐;船后有小灶,安铜甑而炊,丱角仆烹鱼煮茗,泝流过于槛前。闻舟中吟笑方甚。卢叹其高逸,不知何人。从而问之,乃告居易与僧佛光,自建春门往香山精舍。

康骈于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登进士第,距离白居易、卢简辞的时代已足够遥远。不过,作为同样有游历京洛经历的人,他收集到的这些洛阳故事,大概是晚唐还在洛阳士人间流传的美丽传说吧。卢简辞在会昌年间任浙西观察使(《唐方镇年表》),后又入朝。则如果这个故事真的发生过,大概是卢简辞赴阙之际在洛阳稍作停留的时刻。冬天的洛阳,雪微微的下,做长辈的在伊水畔嵩洛间向年轻人们说起难以忘怀的江南风物,江南的小舟,泛舟的江南的人。结果就在此刻,伊水中经真有小舟经过。白的雪,苍白的天与地与山与河,里头有盖着青幕的小小的船,小童仆在煮茶,穿白衣的老人就像仙人一样同僧人笑谈着,漂荡而过。就连卢简辞或许都有刹那间失神。遣人一问才知道,那就是白居易,正与僧人朋友前往香山精舍。

最后如大家都知道的,白居易临终前“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最终走进了自己晚年惨淡经营的香山的空间中去。香山寺,香山寺中供奉的白集,再到白居易自己,自此白首青山之约由白居易单方面得到了完满,但也完全成为了伊水畔的美丽传说。据五代宋初的《贾氏谈录》:

白居易葬龙门山。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相传洛阳士人及四方游人过瞩墓者,必奠以巵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渥。

从张洎的口吻来看,他大抵是没有见过白居易坟前常年被酒水濡湿的土地。虽然跨越了时代和陵谷变易,但我于今年年初拜访香山上的白居易墓时,依然看到有人留下的酒与酒杯。香山空间由白居易营建,而白居易自己也已成为了洛阳时空中一个注定成为永恒的人物。

不过,这大概也不是白居易会念想的要点。

时间回到大和六年(832)香山寺藉由元家赠与白居易撰写元稹墓志铭的酬金修葺完成的时刻。白居易在《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中以视香山寺为“可怜终老地,此是我菟裘”。至于常在香山寺居住的原因,是“须除爱名障,莫作恋家囚。便合穷年住,何言竟日游”。“爱名障”典出《华严经》,所谓“一切众生,有惜寿命,有爱名闻,有重官位,有着男女,有敛妻妾,未称所求,多生忧怖,我皆救济,令其离苦”。即便如此,无法忘怀的还是:

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与微之结后缘于兹土乎?因此行愿,安知他生不与微之复同游于兹寺乎?言及于斯,涟而涕下。(《修香山寺记》)

如果真要为叶梦得的说法找到更合适的例证,即白居易即便虔信佛教,仍有不能超乎于外物的事情,恐怕就是在这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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